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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强化情感治理效力与对内整合多元规范的双重压力下，新闻情感表达频陷争议。通过对记者的深度访谈，研究揭示出：一方面，“积极-消极”情感二元边界的划分与失衡，迫使生产者在新闻后台建构多样化的隐性抵抗策略；另一方面，持续显现却加速分裂的公众情感期待，驱使生产者通过情感增量的技术性嵌入与情感回避的风险性调适等手段，防御性重建新型客观性神话；新闻情感表达的多重规范冲突虽呼唤更严格的自我约束与行业规约，但反思的滞后性与共识的碎片化加剧了阐释共同体的分裂。
不同于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的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及其规范作为深受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被指认为权力运作的真正场所并处于流变中。当前，数字技术驱动的传播生态与权力格局重构，正在催生公共话语空间中情感表达规范的新一轮变迁。
随着话语主体的空前多元与情感表达规模及强度的持续攀升，一方面，情感表达规范，也即社会对情感恰当表达所持有的共享性规则、标准和期望，正在加速分化；另一方面，数字公众与平台等行动者通过网络连接与情感动员参与意义争夺，对国家和精英主导的传统情感管理体系及结构形成挑战。过去由单一权威主导建立并维护的情感体制（雷迪，2001/2020：171）——其核心在于一套由官方仪式与行动宣讲、灌输的规范性情感——深受冲击，进一步滑向多元主体博弈的开放性实践场域，社会情感秩序快速流动（袁光锋，2020；Wahl-Jorgensen，2020；周睿鸣，2024）。这些变化共同推动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情感表达规范的“复调共振”，塑造出充满张力与冲突的公共话语空间，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活力的同时，也逐步暴露出情感规范失序的深层危机。
在此背景下，新闻的情感表达及其规范也面临挑战：一方面其被寄予向外展现更强引导力与规范性效力的期待，以维护稳定情感体制，促进共识并生成积极和谐的心态秩序；另一方面，传播生态的变迁亦消解了新闻情感表达的权威，后者再难统摄、整合或协调全社会如此多元的情感表达，其情感卷入也频繁引发广泛争议。如新闻对灾害遇难者家属情感的曝露、对焦虑愤怒与沮丧等时代情感的刻画，以及对正能量暖新闻的集中追逐等，一次次成为点燃舆论场的导火索。由此，新闻应如何适切表达情感，在多元规范并存的新闻生产语境中重构并扩展其情感表达的公共性与正当性，成为一道更为复杂深刻且亟待解答的重要议题。
现有研究多聚焦新闻情感表达的文本特征、叙事策略及动员效果，较少深入新闻业与具体实践场域中，考察情感表达的生产过程及其间的情感交互与协商博弈。事实上，情感表达规范作为权力冲突与调适的核心地带，是我们理解数字新闻业与其报道实践的重要切入点，不仅关乎当下新闻情感表达的价值重塑与规范构建，也可以为审视中国社会情感秩序变迁与公共情感治理困境补充关键视角。
因此，本文通过对媒体调查记者的深度访谈，力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当前新闻情感表达形成怎样的规范认同？其存在哪些差异或冲突？其二，从业者如何理解并调适多元规范？这一过程如何重塑新闻情感表达的实践逻辑？
20世纪90年代，William Reddy以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间的差异及张力为切入点，提出情感表达并不等同对体验的纯粹记述或描写，而通常是个体为协调多重目标冲突或朝向特定目标所进行情感管理的结果。在此框架上，Reddy聚焦构建与强化规范性情感及其表达的一套官方仪式、行动和话语，提出“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概念。作为任何稳定政治体制的必要基础，虽然严格的情感体制会提供强有力的情感管理工具，但其是以牺牲情感导航（emotional navigation）空间为代价的（雷迪，2001/2020：165-167），而在某种情感体制中，这种牺牲导致的情感冲突和情感压抑越剧烈，“情感痛苦”就越大，“情感慰藉”就越少，这种情感体制也就越不稳定（李娟，2019）。由此，Reddy重新发掘了情感对个人、社群及政体的多重价值，并围绕情感表达规范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这对理解与评价特定的情感体制与情感表达规范具有启示意义。
21世纪初，Barbara H. Rosenwein用“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的新论，批驳了此前Reddy等人情感规范研究的宏大叙事。她强调，不仅每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唤起、塑造、约束和表达情感，而且同一个社会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的期望和规则（Rosenwein，2002）。在不否认精英和政治权力重要性的情况下，人们在看似权力一统的体系中创造出多种情感解决方案（Rosenwein & Cristiani，2018/2024：62）。Rosenwein的共同体理论聚焦社会内部的微观情感互动，为理解数字时代情感表达的碎片化、圈层化及其内生的能动性提供了历史参考。其理论亦表明，特定时期社会的整体性情感规范可能仅仅是情感体制与其内部多重情感团体博弈的暂时性平衡，二者形成的理论张力为本文分析框架提供了多维视角。
结合上述理论可发现，在我国现行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既是情感体制及其官方仪式传播与强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实现社会情感管理的关键工具，又是社会公共意志与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真实反映社会情感与集体心态的责任（虞鑫，刘钊宁，2023），深度参与情感体制的调整及社会情感的反馈中。
由于新闻媒体所兼具的双重属性，目前我国对新闻情感表达规范的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在社会转型期情感治理需求的驱动下，聚焦新闻报道如何作为一种官方实践推动稳定情感体制的建立，提升舆论引导与治理功能，尤其强调积极情感的表达和培育、防范消极情感扩散。另一种研究路径则从对新闻公共性与社会价值的重思出发，关注情感及多元情感规范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虽然后者关注到多元规范的动态交互及双向影响，但大多囿于西方新闻职业理念与专业主义话语，忽视了这一规范自身的危机与其在本土化语境中的阐释力局限，以及当前我国新闻业内部认知存在的差异化、碎片化，进而缺失了对数字时代新闻多重属性与社会价值变迁的探讨。这也是本文希望补充完善的方面。
本文通过对记者进行深度访谈，结合访谈文本、记者手记及参与式观察，聚焦当前中国新闻情感表达的生产实践。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式抽样，研究从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及2024年5月至当年11月，对18位在职记者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从业年限从2年至24年不等，分别有12位女性和6位男性，共来自15家新闻单位，其中11家是注重深度报道的市场类媒体。多元化的选择是为了更广泛地呈现情感表达规范的现实光谱。当新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开始重复而未产生新知识时，则停止数据收集。访谈记录等原始资料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5进行编码分析。此外，作者曾在两家传统新闻机构深度报道部全职实习超过8个月，多次参与一线报道采制并旁听选题会、评报会等，留下大量观察材料与手记，在微观情境中观察体会生产者的情感、情感表达及规范冲突，这既与访谈材料形成补充，也为更好理解访谈材料提供了“内部人”视角。
受访者主要是从事深度报道采制的记者、编辑。因为深度报道在聚焦新闻事件的同时，也在表达观点、意见乃至情感，更能揭示情感与新闻业的隐秘关系（白红义，2018）。同时，深度报道采制周期更长，所涉人群及情感更复杂，生产者与受访者的交往更深入、心理距离更接近，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也更突出。
基于上述主题所设计的半结构访谈提纲包含四个核心问题：你觉得新闻中哪些属于情感表达？在实践中你如何反思和规范自己的情感表达？你还感受到哪些对新闻情感表达的规范？你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规范？
首先须明确的是，到底什么是“新闻的情感表达”？新闻生产实践中所亟待规范与调适的对象是什么？本文参考Reddy的情感表达理论，认为情感表达可被认为是一种用以描述、传达与确证情感体验的话语。同时结合记者访谈可以发现，对于记者等公共叙事的承担者来说，其描述、传达与确证的情感体验不仅包括自身与受访者个体的情感体验，还包括自我与受访者互动中产生的、彼此交织的混合体验，以及对周围群体情感或时代情绪的一种晦暗感知和无意识体验。这区别于以往将新闻情感表达简单等同于生产者自身单一情感的界定。
广义来说，新闻本身难以脱离情感的影响，在确立主题、选取事实与编织逻辑等各个环节中，理性和情感的动态交融才是认知与行动的常态。本文的讨论既包括某种特定情感或情感氛围的传达，也包括上述广义的新闻情感表达。
从政府危机管理视角出发的社会治理与舆论研究，通常将消极情感与负面舆情绑定并视为风险，以简单直接的二元框架——抑制消极情感、倡导积极情感——为目标导向，这整体上覆盖了如构建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削弱结构性怨恨与愤怒情绪、营造感动温暖的社会氛围等分支性主题（陈龙，王宇荣，2024；成伯清，2009）。在新闻实践中，该规范一般被等同于更多的“正能量”或“暖新闻”报道题材等积极正面的报道表达，以及更少的负面报道题材与消极情感的报道表达。15位受访记者不同程度上都对此有所感受，但存在显著认知分歧与实践差异。部分记者质疑将积极或消极情感倾向纳入实践考量的必要性，认为只应依据事实选择并呈现：“只要真实存在，这个所谓的负面情感，我感受到20%就写20%，感受到80%就写80%，要诚实”（A14）。“要根据事实来确定你的立场、你的角度，而不是说根据你的立场和角度去裁剪事实”（A2）。在记者看来，刻意筛选偏离了中立原则，因为“新闻的本质是记录这个时代，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想去改变或引导谁的行动，那你就变成了一个不中立的人”（A7）。此外，亦有记者对积极和消极概念本身提出质疑：“没有积极消极情感的定义，正能量报道本身也不是规范说法，如果以此为基础进行报道和评判报道好坏，无从谈起”（A2）。
与此不同，来自党媒的两位记者则认为“需要向社会更多呈现积极信号”（A10），“对冲舆论场上太多的负面情绪，给大众带来力量感”（A13）。但这似乎并非党媒记者的立场使然，而是因为网络舆论场的复杂性，“会产生很多所谓的效仿或群体性的（极化），要有取舍”（A7）。在实践中，这些记者或自觉地选择更多正面题材，“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积极情感的选题，不太会想去呈现那种极端撕裂的（选题）”（A7），或在报道中增添具有正面情感倾向的细节。如A1提到在报道流水线工人返乡时，“他们的无奈和恐慌是事实，在返乡过程中有一些好心人帮助他们也是事实，可两种事实之间会有取舍”。
不过受访者共同的特点是，多数记者提及情感规范要求过度化的感知：“现在可能自上而下的期待变成了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引导和控制，宣传味太浓”（A12），“整体上在情感表达上画一条线%，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水平线）。由此，一些记者不得不花费精力寻求平衡，甚至逐渐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多样化的、软调适的、长期主义式应对策略：他们或直接规避个别“过于负面的选题”（A8、A12、A13）；或在编辑部内外寻求协商与突破，让报道先行发布，允许各方转载后再自我删除（A7、A8、A17）；抑或牺牲时效性以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发布：“我们会祈祷轮到一个‘好领导’看稿子，有时甚至会问编辑，编辑觉得（这星期值班的）领导一定会改，你就不要发，留着下个星期再送审再发”（A13）。这些发生在新闻后台的实践共同构成一套应对组织规范的“隐性剧本”（hidden tran），在维持表面合规性的同时尽力保留专业自主。
冲突背后的核心困境在于：到底如何定义积极情感，哪些情感被认为是积极或消极情感，以及谁具有对不同情感性质、影响及价值划界的权力？事实上，情感社会学已表明：所谓的消极情感也有积极影响，如羞愧对修正信念和构建知识至关重要，愤怒常常是对于社会正义的呼唤并代表道德层面的反思。同时，情感的社会建构性决定了情感边界的划分始终处于流变中。借如Reddy的话可以说：当一个话语认为“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对立的，那就不可能期待在其实践中，发现任何兼备这两重性的“所指”，其刻画出的人类情感与社会现实亦远离复杂、全面与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中积极情感的泛滥、失真现象。“哪怕再小的事情也行，只要是正面的，哪怕交警扶老奶奶过马路什么的”（A12）。这导致部分公共议题缺席，积极情感新闻生产的批量化、模板化，部分报道内容出现“人为生造”（A7），造成失真或反转。这种过度强调的积极情感往往是以社会冷漠为代价制造出来的（Daniel Gross，2006：79），也进一步揭示出积极情感导向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
而消极情感的抑制可能带来更多冲突、伤害与不和谐。因为情感是意志和动机的前提（雷迪，2001/2020：159），当消极情感构成当事人行动、认知的重要部分，对其的抽离必然阻碍对人物与事实的理解，最终使新闻呈现的“关于人性和人的可能性的图景”不完整且充满矛盾：“其实问题就在于情感表达，它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的公共报道里你看不见愤怒、悲伤、不屈”（A6）。当“消极情感”被抑制，阻挡于新闻与主流叙事之外，得不到书写、承认与疏导，还会加剧全社会的情感痛苦与分裂，成为一种流行性病痛（雷迪，2001/2020：168），积攒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攻击性力量在社会涌动。
新闻中，自我情感被看见、被表达、被认同、被抚慰，已成为当前公众参与的主要期待与重要原因。作为一线生产者，记者们深切地感到这一趋势：“现在大家特别想看到这种情感表达非常浓烈的稿子，越是这样的稿子，传播效果越好”（A9）；“特别是疫情之后，大家更关注个人或内心世界的探索，而且焦虑情绪都比较强”（A4）；“没有那么关心所谓的远方或者公共利益了，大家关心的还是这个东西跟自己的一个（情感）连接”（A14）。正如Papacharissi所言，数字时代公众的“质地”（texture）已被深刻重塑，成为了一种由情感驱动，以情感为纽带召集或解散的“情感公众”（Papacharissi，2015：118；Papacharissi，2016）。“情感公众”的强势崛起也在重构新闻生产的权力格局。
公众对新闻情感表达的需求在转化为各种数据流量的同时，也催生出一种针对媒体的越来越具有攻击力与破坏力的规范性力量，“你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痕迹”（A5）。这里的“痕迹”指新闻报道因情感表达引起的公众批评。多位生产者不约而同地提及几次事件，比如财新因鲍某明事件报道被指缺乏同情、立场偏颇而撤稿致歉，涉事记者遭受网暴；人物公众号因东航逝者报道被批过于煽情并侵扰悲痛，其后谨慎回避热点事件选题，冰点周刊则在同主题报道中标注“我愿意讲述”以规避争议等。“以前没有这么多争论，但是现在随便拿一篇传播得很火的稿件，都会引起争论，甚至在网上（出现）比较撕裂的言论”，A11形容称：媒体已取代新闻事实站在聚光灯之下，被全社会检视，“（攻击）更多不是围绕事件本身，而是围绕这个媒体、这个记者展开，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公众对情感表达的期待日益显化，但其内部认知的分裂与互斥，加剧了新闻生产者的压力。正如陆晔（2022）对东航逝者报道争议的评论：个体的情感维度差异很大，有人愤慨于报道“侵扰悲痛”，也有人读到最后一句泪流满面。记者柴会群（2020）则曾更直接地指出，“受众的口味是复杂的，在挑剔者眼中就没有‘充分’的采访，在反对者看来不站队就是‘偏颇’”。社会分化、情感对立与价值观的不可调和，使新闻情感表达的平衡点愈发难以把握。
可以安博体育网站说，数字时代的“情感公众”已分化为基于地位、身份、性别等结构性差异的多元情感团体，这些群体虽有重叠，但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情感规范（Rosenwein，2002），所期待、鼓励、容忍和谴责的情感表达方式均有较大差异。“已经没法用受众这一个词去囊括各种千奇百怪的不同的人”（A1）。面对公众内部并存、流动的差异化情感团体及其规范的分立、极化，新闻难以一己之力实现所谓的统摄、代表或弥合，不得不面临是否从“社会整合者”或“公众教育者”退守为“圈层服务者”的两难境地。
这一反向规训也引发新闻生产的两重调适策略：一方面是在文本层面进行情感增量的技术性嵌入。在情感公众的凝视下，不少生产者表示会对情感表达进行裁量与针对性增补，“确实会有那么一两句话，可能是为了避免舆论上的一些反弹，也就是说‘上个保险’”（A15）。这一策略本质上是对公众期待的妥协，同时亦存在迎合平台规则提升传播效果与完读率等考量：“抖音会有自己的情感表达模式，你去适应它的规则就会很快找到你的受众，得到大量传播，你作为打工人要完成KPI也很容易”（A1）；“我们的文章都很长，如果没有任何这种情感性的介入的话……其实很难做到让一个人一直看下去”（A7）。
另一方面是在叙事主体与选题层面采取情感撤退的风险规避策略。面对公众情感规范认知的分裂与极化，生产者选择多重回避方式：第一，叙事主体隐身化。将生产者个人情感表达转译为受访者的直接引语（A7、A8）或对其表情、肢体动作等细节的白描（A10），防御性重构“零度情感”的专业姿态。这种“去主体化”策略试图在公众审视中维持客观性神话，却可能造成新闻话语更深层的空洞与对人的背离。第二，议题选择趋向保守，回避易触发情感冲突的敏感议题。A7回忆报道男性家暴受害者时称自己“特别警惕”，“因为我不想让这个稿子看起来好像我要为男性说话，把这个性别问题平等化”，“怕被扣帽子”。撤退虽有利于降低舆论风险，但并未真正消解公共场域内的情感冲突，只是将矛盾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新闻后台，反而可能加剧情感公共性的结构化缺失。第三，情感表达向记者手记等新闻副文本转移。在报道本身需客观节制的情况下，选择将记者手记作为承载记者意图的平行叙事空间（张洋，2023），在能够以个性化书写展现自身的情感体验的同时，规避在新闻报道中进行情感表达可能引发的争议。
在社交媒体及短视频平台成为主要传播中介的情况下，剧烈的情感震荡成为内容新闻流量“密码”，也成为一些媒体人进行新闻生产的“绝招”。但当前新闻情感表达及其规范性要求的纷乱现状，要求新闻业进行更为严格的自我规约，这既包括生产者个人加强反思与自我约束，也包括行业内部建立有效共识与操作原则。而就生产者个人安博体育网站来说，根据获取的事实不断重新审视、调整情感表达，交叉印证并自我反思（A1、A2、A4），被认为是恰当做法。然而，当从认识走向实践，生产者的自我约束更多显露乏力与滞后的一面。访谈显示，这种困境既源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压力，也折射出情感本身天然具有的复杂性与流动性。
作为一系列常被同时激活的思想材料（雷迪，2001/2020：124），情感的复杂性之大，通常难以被主体短时间内转化或把握。“第一要义是我要向外去赶紧找信息、找人，很难向内看自己的情感”（A15）。大量的情感散落在有限的意识之外，同时不得不依赖深度习得的情感资源与认知惯习，尤其在面对风险或不确定性时。但基于种族、性别、阶层等长期形成的情感资源，既构成理解人物或事实的辅助，也可能导致认知偏差或私人化解读，使无意识的情感及表达与事实产生强度失衡。而更严峻的问题是，记者的自我反思不仅常常滞后，而且难以迁移到后续实践中：“这种情感和判断在生活中是被隐形训练起来的，某一次的实践当然是训练里的一部分，但肯定很难说这次错了下次就能认识了”（A6）。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情感间的差异长期以来被忽视。对受到狗熊攻击的恐惧与对癌症的恐惧，对先天残障者的同情与对受陷害蒙冤入狱几十年的农民的同情等，在内在意涵上并不一致。因而面对复杂情境，情感的标签化分类过于简单，且对“同一种情感”的反思或经验借鉴也缺乏有效性。
在此背景下，行业规约本应填补空白，弥合差异、协调冲突，为新闻生产实践提供引领，但实际上不同机构对情感规范的认知差异与协商失效，最终也使何为恰当的情感表达成为一道留给记者个人的难题。比如近年来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与口述新闻，成为个体或时代情感的暴露与诉说的重要窗口，集体或个人真实的焦虑、丧、悲伤等情感常作为新闻主题，成为被着重刻画的对象。虽然如实书写人类情感，“与更多人更普遍性地产生共鸣”（A14），可能“引起人们有关自己生活的强烈回响和共情”（林松果，2022）；但批评者认为新闻对情感主题化的集中呈现易“助长一种集体性的癫狂”（A9），沦为“抒情散文”（A9），无助于对事实的全面理解。同时，口述新闻也因潜藏的筛选倾向与信息增量不足等备受诟病，被不少受访者指为故事的简单拼接，尽管可能遵循事实，但只是一种对公共议题和社会现象“很有噱头的”（A12）、“偷懒的”（A18）和“太过于个人化的”（A3）操作方式。
而且，情感带来新的公共叙事困境，可能成为加速新闻行业及价值坠落的杀手，“长远来看，这会对媒体公信力造成损害，大家会质疑你有没有生产一个复杂新闻，有没有看见一个复杂事实的能力”（A1），“媒体遵循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为了追求这种情绪……从做新闻的角度，或者想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媒体的角度，这样是走不长的”（A2）。作为公共叙事的承担者，轻率地步入情感的流量场中，情感的书写最终又会带领新闻业与公众走向何方，成为下一道立即现身的问题。
“新闻产品没有标准件”（A9），上述问题也仍无“标准答案”，但其间观念的极化与对话协商的缺失，正成为新闻行业发展中的巨大忧患。当共识逝去，“各自画圈”（A3）成为行业新常态。“现在是大家各做各的，每个号做每个号的”（A3）。“很遗憾的是业内没有什么共识。现在还有什么业内吗？这个问题都要打个问号”（A7）。“离行业的勾连越来越远，他们真的会坐下来，可以当面争得面红耳赤吗……对方的回应就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A7）。以新闻情感表达为切口审视中国新闻行业，可见其已从最早边界清晰、存在共同话语与集体解读的传统业态及新闻实践，转变为目标、策略与表达规范各异的“液态”的共同体。
回归实践是重新打开规范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王斌，田自豪，2024），通过对一线生产者的深度访谈，本文结合微观实践情境考察了新闻情感表达的多重规范性张力与调适逻辑。当前，新闻情感表达的生产本质上已转向多元规范主体动态博弈下的共建实践，这一共建的复杂性既印证了社会转型与情感秩序流变中的深层矛盾，也反映出长期以来我国新闻话语及其情感表达内潜藏的逻辑断裂与角色失调。对其实践困境的刻画，反思并补充了既往新闻情感表达与新闻规范性研究的不足，同时为重新确立我国新闻情感引导与社会治理的朝向与进路，提供了新的、实践性的视角。
尽管承认新闻情感表达及规范多样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情感及其表达在公共叙事中无序流动的约束与引导。这要求新闻情感表达的生产与规范首先要避免将情感简化或轻视为一种粗暴的社会管理或舆论引导工具，而应超越积极-消极或正面-负面的对抗框架，承认并允许情感的幽微、复合与混沌，并意识到对这一现实灰度的揭示才是增进对真实世界与现实人性的认识与理解的必经之路，支持新闻业以更复杂和可持续的方式刺激有益的社会和认知体验，增进全社会的情感健康（Hanitzsch & Vos，2018）。
其次，持续贴近公众的数字情感痕迹与现实情感实践，重估公众内部的多元情感共同体及规范性差异（田浩，2024），为争议性事件与敏感议题报道预留更多的跨圈层对话空间，建设新闻情感表达的缓冲地带，避免公共议题窄化与情感公共性缺失，防止新闻业沦为风险社会中安全叙事的同谋。
最后，对新闻情感表达的规范约束应超越以记者为单一主体的实践逻辑，直面情感对新闻实践的多重影响及其自身理想化规约的乏力与危害，尤其要正视新闻业自身变迁与其已演化为分裂的阐释共同体的现状：媒体在各自朝向及偏好下写作，形成不同用户群，经用户强反馈与紧密互动，分别联结成情感倾向更为同一的表达者，并进而在职业群体内部表现出更强的互斥性与区隔化。这加剧了情感表达泛滥、舆论撕裂对立的可能，还使新闻行业内部愈发难以协商一致或凝聚共识，无力促成一个“具有共享、共契与共识特点的公共阐释域”（李永新，2018）。
面向这一分裂的阐释共同体的现状，需要直面的问题还包括：不同的新闻生产者能否增强多元意见的实质表达、对话和协商，充分认识多元规范差异及其底层张力，向着——即便不通往一致和共识，但也可实现持续性地深入对话与平衡实践，在价值、认识和行动层面形成更好的公共决议或表达规范的方向——缓慢前行。这需要在深化对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等既有概念与宏观原则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新闻表达规范中的各构件及其关系，以行业规约强化对新闻实践引领的同时，为多元规范下的情感表达设置有效的弹性区间，共同促进对公共情感的培育与健康情感体制的建设。
（王豪：《规范与调适：新闻生产中情感表达的实践逻辑》，2025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